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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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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18.第24期)
发布处室: 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   信息来源: 商务部网站等   发布日期: 2018-08-06   点击数: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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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打造中德合作“新引擎”:中德展开汽车全价值链合作

  今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对中国的第十一次访问,7月份,双方又迎来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

  7月9日,在中德双方磋商之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农业、教育、青年、卫生、化工、通信、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2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签署,总金额近300亿美元。

  在默克尔2018年5月访华时,中德双方已达成要“以数字化和创新合作为引领,加强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挖掘在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研发与合作潜力,打造中德合作的‘新引擎’”。

  而本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德过程中,双方促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政府间及企业合作项目,涉及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节能环保等面向未来的合作领域。

  其中,作为双方经贸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德双方在汽车领域的经贸合作也引起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双方已促成包括戴姆勒和清华大学、蔚来汽车和博世、宁德时代与德国图林根州政府、华晨集团与宝马集团、长城汽车与宝马集团,大众中国、江淮汽车集团和西雅特等多个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并签约。同时,双方还签署了关于自动驾驶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中国自动驾驶广阔的市场,将为德国企业创造巨大机遇。”李克强在磋商后会见记者时表示。

  “汽车领域一系列经贸合作项目的签署,从共同开展新技术研发到成立合资企业,着实令人眼花缭乱。从全局而言,在当前复杂的经济贸易体系下,中国正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并加速与欧洲的合作。另外,在新能源和自动驾驶等技术研发领域,一直是我国提质增效的着力点。”7月10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付于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汽车领域签约项目史无前例

  德国是世界汽车强国,而中国是当下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的汽车工业,事实上受益于德国汽车工业,德国的汽车工业也享受到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汽车消费市场的推动。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蔚来资本合伙人张君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据了解,中德贸易额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约三分之一,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贸易伙伴,是德国第三大出口贸易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等支柱产业的核心出口市场。40年来,德中双边贸易额增长了整整100倍。大批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获得快速发展。2017年,德国三家车企大众、奔驰和宝马34.9%的汽车销量来自中国。

  李克强表示,磋商的成果在多个领域开创了“第一”。其中,巴斯夫集团即将在广东湛江建设的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是中国重化工行业外商独资企业“第一例”;其二,是宝马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持股超过50%。

  7月9日,华晨汽车集团与宝马集团就双方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的长期发展,签署了一份长期框架性协议,根据协议,华晨宝马将继续扩大投资和生产并描绘未来发展前景:即2019年,华晨宝马的整车产能将达到52万辆;到2020年,BMW品牌核心产品系列的首款纯电动汽车BMWiX3将在沈阳投产,这款产品将不仅在中国销售,还将出口到全球市场。

  时间回溯到今年4月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发表主旨演讲,称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并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而宝马和华晨签约,则是今年中国宣布推出进一步开放市场举措后的首个具体实践。

  “宝马与华晨今天签署的合资建厂项目,德方在其中将持有超过50%的股份,且双方还在谈,德方有可能超过75%的持股比例。”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

  除了华晨和宝马的再次加强合作外,7月10日,中国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与宝马汽车在德国正式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将在中国成立一家新合资企业,生产MINI电动汽车。

  根据合同规定,长城宝马建立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50%。新公司命名为光束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7亿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张家港市,投资总额达51亿元人民币。

  同时记者了解到,由于顾及宝马另一合作方华晨汽车的利益,长城宝马的合资企业将不再新建销售渠道。

  “一直以来,长城汽车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式,一直没有成立合资公司,如今与宝马共同生产MINI电动车,可以说,这是长城汽车在合资领域迈出一大步,有助于长城汽车走向国际。”付于武说。

  此外,江淮汽车、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西雅特品牌三方将共同成立一座研发中心,开发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电动汽车车型、车联网及自动驾驶技术,以及配套的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新的研发中心计划将在2021年正式建成。西雅特将参股江淮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通过江淮大众增资或者由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向西雅特进行股权转让实现。西雅特品牌将自2020年至2021年被引进中国市场。

  强化自动驾驶多领域共同发展

  就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造访德国期间,中德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在柏林举行的中德汽车自动驾驶展示活动。

  与此同时,我国工信部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合意向声明》。

  根据《联合意向声明》,中德两国将建立高级别对话机制,加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在自动网联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多层次交流与合作。具体包括:推动国际统一标准的制定及应用、促进相关技术要求统一、促进两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及基础设施数据共享、健全智能网联汽车法律法规、推动制定国际统一的无线电频率解决方案、就通信技术统一及互操作解决方案交换信息等,共同推动两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德国自动驾驶创新能力强,基础雄厚。以宝马为例,目前宝马正在开发自动驾驶平台能够实现3级到4级甚至5级的自动驾驶技术(即高度自动驾驶到全自动驾驶),同时还能为处于2级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今年5月,宝马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自动驾驶路试牌照的国际整车制造商。截至6月,宝马已在中国完成了20万公里的模拟道路测试和近3万公里的实际道路测试。

  新势力造车企业蔚来汽车与全球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商博世集团也加强了在自动驾驶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图灵根州经济与科学部与我国本土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签署协议。

  宁德时代所具备的技术,广泛运用于全球电动汽车产品之上。作为全球出货量最大的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将在图灵根州投资2.4亿欧元设立海外电池生产基地及智能建造技术研发中心。同时,宝马还将采购宁德时代价值47亿美元(约合310.7亿元人民币)的电池。

  默克尔对此项合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中国企业愿意带来我们所没有的新技术,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帮我们填补这个空缺。”信息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8.7.11.

 

  2.专家解读商务部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301调查的声明》的声明 中方被迫采取反制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2018年07月16日04:2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记者 杜海涛 林丽鹂
  商务部在声明中说,中方坚持不打第一枪,但在美方率先打响贸易战的情况下,被迫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专家表示,中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是为了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中方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中方向全世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

  “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向全世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单边主义,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决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中方坚持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击。”张燕生说,在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公然挥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棒,是一种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表面看,美国是以贸易不平衡为由希望缩减贸易逆差,实际是在全面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公布的34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接近6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企业。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险,害人害己。”张燕生说。

  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其核心是放弃既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并以此为由单方面增加关税,给全球现行贸易规则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和破坏。

  “任何背离多边体制和全球治理原则而推行的单边行动,都不可能带来持久和互利的结果。”孙杰说。在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的情况下,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站在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坚决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不会退缩,必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多边体制和规则,立足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将改革开放之路坚定地走下去。

  陈文玲说,美国否定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多边贸易规则,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任性破坏,损害了世界贸易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以及世界经济都是百害而无一利。要坚决反击美方的贸易霸凌主义,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相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发展潜力,面临外部冲击有较大回旋余地。此外,中国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外部压力越大,内部凝聚力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的缺陷和问题会逐渐暴露,中国反制措施会让美方日益感到疼痛。”

  中国已经表现出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从6月28日至7月1日短短4天之内,我国接连公布扩大开放新举措:公布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开放市场准入;发布外企备案管理新规,全球投资者来华开办企业可同时在线办理商务备案和工商登记手续;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化妆品、水产品等一大批商品进口关税下调。“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白明说。《 人民日报 》(2018年07月16日 02 版)

  3.评论:警惕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设下的“冷战陷阱”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美国四面出击大打贸易战的负能量是多方面的,不仅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经济复苏步伐,也带来让正常的世界经贸格局滑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冷战陷阱”之险。对美国强征关税作出必要反击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拨云驱雾,消除美式论调给国际关系造成的毒害,确保全球治理体系不偏离正轨。

  还是先来系统梳理一下美国开打贸易战之际的言行吧。

  乱贴标签,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美国政府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他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经济胁迫”、“盗窃”、“掠夺”、“经济侵略”等对立性标签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美国还公然指责有关国家“虚伪”“软弱”,毫不遮掩拉不起队伍搞对抗的失落心理。

  喜好单边,重拾尘封多年的“冷兵器”。去年4月,美国捡起弃用16年的232调查,先后对钢铁和铝产品、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产品发起调查,并对除少数豁免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这些早就生了锈的“冷兵器”,严重违背多边规则,搅得各国不得安生。

  背信弃义,随意退出多边组织和协定。美国政府毫无国际法基本概念,视国家承诺与信誉为儿戏,动辄“退群”,近年来退出了TPP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协议》、《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这种任性是典型的好用就用、不好用就一脚踢开的实用主义。

  蔑视多边,公然违反世贸规则。美国违反1994年《美国总统行政声明》关于以遵守世贸规则方式实施301制度的承诺、其在1998年欧盟诉美301制度世贸争端案件中的承诺、世贸组织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约束税率的纪律,根据301调查结果对他国加征关税,反对启动上诉机构遴选程序,导致世贸组织面临上诉机构停摆。

  肆意妄为,随意扩大解释国家安全。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加强对先进技术的管控。在贸易方面,通过变换政策,不断加严对他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限制。在投资方面,美国以安全审查为由,频繁叫停他国企业在美的正常投资尤其是涉及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今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所谓《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将外国投资者对美“关键技术”公司的投资纳入安全审查范围。

  凡此种种,陈腐的冷战气息还不够浓烈吗?阴暗的对抗心态还不够明显吗?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还不够偏执吗?不计后果的蛮横作派还不够惊悚吗?!

  美国向来自诩为“全球化的倡导者”“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现如今,这届美国政府何以高举反经济全球化大旗,大搞单边保护主义?说到底,一些人总是跟不上历史前进的脚步,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在这些人眼里,国际经贸往来无异于你兴我衰、你胜我败的残酷游戏,满目都是对手,威胁自然无处不在。原本是互利共赢,偏要解读成自己吃了大亏;原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偏要四面树敌、死磕到底。身为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大块头,美国如此行事,不仅搞得自己躁动不宁,也严重冲击多边经贸体制,毒化国际关系氛围。

  其实,美国这么干是有深层考虑的。搞百无禁忌的“美国优先”,怎么会没有众叛亲离的孤立感?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强力反弹,怎么会不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搞冷战,是要划分出清晰的阵营的。在白宫看来,只有锁定较劲的靶子,营造对抗的氛围,才有可能分化“美国优先”的反对者,拉起一支为其所用的队伍。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怎样的一段岁月,这无需历史学家来描述。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对此都有切身感受。脆弱的和平、受阻的发展、恐惧的阴影、无望的未来……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愿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借单边保护主义将世界拖入“冷战陷阱”,不过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信息来源:新华网2018-7-11

 

  4.特朗普峰会前“猛轰”北约盟友美媒:他在粉碎世界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日就将启程展开为期7天的欧洲之旅。但他却于9日和10日连续两天发布多条推特炮轰北约盟友,重申美国在北约的军费开支最多、欧盟对美贸易“不公平”。鉴于特朗普近日的激烈态度,舆论担心,此次北约峰会将充满争吵。

  路透社10日称,特朗普当天连续发布两条推特称,自己已为欧洲行做好准备,并针对军费问题再度向其欧洲盟友喊话说:“为保护他们(欧洲盟友),美国在北约中花费了最多的钱,这对美国纳税人很不公平。而且,美国还在与欧盟的贸易中损失了1510亿美元。北约国家必须支付得更多,美国必须支付得更少。”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老调重弹,在此问题上对欧洲盟友大发脾气。他在9日的推特中指责说,“美国在北约花费的金额远比其他国家多,这不可接受。自我上任以来,这些国家一直在增加自己的贡献额,但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德国是1%,美国是4%,北约带给欧洲的好处远远超过带给美国的好处。调查显示,美国支付了北约花费的90%,而许多国家至今还达不到所承诺的2%。欧盟还对美国商品设置了巨大的贸易壁垒。这不行!”

  特朗普针对盟友的激烈态度引发高度关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0日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就此回应称,“只有双方存在合作的政治意愿,才能维持跨大西洋的友谊。”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劝特朗普“珍惜盟友”。《今日美国》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列举数据称,特朗普所说的北约花费比例太离谱。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承担了北约不到72%的国防经费。当年29个成员国军费开支总额为9570亿美元,美国投入6860亿美元,英国、法国和德国以550亿美元、460亿美元和450亿美元分列二至四位。

  美国彭博新闻社10日称,特朗普正在粉碎世界秩序,重塑他眼中的美国利益。德国《南德意志报》也称,特朗普的推特似乎预示着新的危机。许多人担心,此次北约峰会将成为G7峰会的“翻版”,剧情是: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拒绝最后声明,然后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记者青木 任重)来源:环球时报2018.7.11.

  5.新华社:中国入世17年,如约履约 众行前行

  (原标题:如约履约 众行前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7年启示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6月28日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

  从2001年初冬的多哈,到2018年仲夏的北京,17年,见证了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勾勒出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与世界同行的时代印记。

  言出必行,中国履约不折不扣

  7月1日起,中国消费者购买进口汽车将享受“关税大礼包”——税率分别为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税率分别为8%、10%、15%、20%、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

  大幅削减汽车领域关税,是中国近期一系列降关税举措的缩影,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之一。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告诉记者,正式成为WTO成员后,中国全面履行关税减让承诺,从降低税率、精细税目、优化税收结构等3个方面入手,逐步建立起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体系较为完备的关税制度。

  实际上,早在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到9.8%,降幅达36%。

  不只是降关税,在削减非关税壁垒、放开外贸经营权等方面,中国同样说到做到。而在服务贸易领域,通过逐步降低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取消服务领域的地域和数量限制,外资从事服务领域的业务范围大幅扩大。

  就在今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包括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加入WTO后,中国先后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今年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先后与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审查机构签订了“专利审查高速公路”(PPH)协议。

  “可以说,中国不仅实打实履行了应该履行的加入世贸组织承诺,还‘自我加压’,开放程度远远超出承诺的广度和深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说。

  发展了自己,造福了世界

  夏至时节,数十位知名跨国企业“掌门人”齐聚北京,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就“一带一路”、创新智造、绿色发展、全球治理等议题发表看法。

  与会企业家代表感慨,跨国公司很高兴亲历了中国40年来的改革进程,在为中国发展作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从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受益,愿意继续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早在今年3月份,德国西门子公司就在北京设立了“全球‘一带一路’办公室”。作为西门子全球工作机制的一部分,该办公室负责整合内外部资源,执行西门子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制定的战略,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据统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2013年至2017年,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数以10万计的就业岗位。

  “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说,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7亿人次。

  在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还体现在减贫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也为世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

  与此同时,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些根本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警示:“主要经济体间贸易关系破裂将会使全球经济偏离过去几年的复苏轨道,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

  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已然作出抉择: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

  ——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8-07-09

 

  6.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2018-07-11来源:光明网—经济频道 

  2018-07-11 16:07:01来源:光明网—经济频道作者:责任编辑:张琳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2018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98.6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1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30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一、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 引自发表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2018年3、4月刊,由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 并非“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以美国实际利益为导向进行参与。]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17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5%上升到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50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232调查,还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21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2.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25-2030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期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2020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于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运行情况,6.43%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 即当前英国、法国、日本的相对水平。],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33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2050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

  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明显高于美国2.1%的年均水平、全球2.5%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4.0%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2012至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FDI 数据库。]。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内需的贡献达到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2017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90.9%。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2007年提高13.5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

  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66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增长12.1%,进口增长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家,增长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二、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

  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2015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45%,为各个国家之最。

  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12.5%。2016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以及510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2015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304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3675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2017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310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3752亿美元逆差。

  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98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呈现倒U型走势,在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仅为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在近20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2006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63.5%。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

  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4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

  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

  2.“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样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

  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至今设立上海等12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

  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

  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可一个神,使命都是宣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20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占总值的比例仅为6%-7%,远低于欧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GDP 191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

  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7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

  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没有优势的行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301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1840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

  3.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505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1304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3%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

  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1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0.5[ 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5, 23(6): 56-78.

  孙刚, 刘旸.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6):92-98.

  范金, 王艳, 梁俊伟. 中国进出口价格弹性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04, 26(4): 87-92.]。给定中国不进行报复性反击,这一关税征收后,中国对美出口量将下降11%,即500亿美元。目前中国的GDP为12万亿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GDP增速0.4个百分点。

  情况二:美国加关税,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据近年来相关研究测算,中国进口价格弹性(即进口价格变化1单位所导致的进口数量变化)为0.48[ 此数据来源的研究为:

  孙刚, 刘旸.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6):92-98.]。倘若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水平的报复性关税,则中国净出口直接受影响将下降到400亿,对中国GDP增速的拖累将从不加报复性关税的0.4个百分点下降到0.34个百分点。

  除了直接影响,我们还考虑了贸易战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乘数效应有限,由于企业短期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确定,贸易战的影响难以快速传递到投资方面。因此,短期来看,中美贸易带来的冲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除了这种关税形式的贸易冲击,还需关注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惩罚措施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创造了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的记录。在以往,很多跨国公司违背了美国的相关条例都是罚款:BP,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罚款208亿美元;大众汽车排气门造假,面临最高180亿美元罚款;瑞银(UBS)也是被罚款。但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惩罚却完全不一样,不光要求中兴通讯承担巨额罚款,更是不允许中兴通讯购买相关的美国芯片产品,这等于是要把一家跨国公司掐死,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美国继续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施加此类惩罚,中国可以通过制裁苹果等美国企业进行反击。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经济高度相容,这种行为恐怕两败俱伤。所以理性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诸如华为这类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予以禁售等惩罚措施,

  三、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这种经贸关系的变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应用底线思维,分析这种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给出详细的、能落地的可行性应对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动性;从长期来看,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给出政策建议。

  1.短期:把握主动,以战促合

  针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国”思维,从诸多的采访资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从青年时期就认为,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称:“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只能任人欺负”。因此,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讲经济理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维逻辑还具有典型的运营型企业家的风格,相比长远的战略,更重视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借助特朗普的特点,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湾和南海等问题,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竞选周期,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无法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贸易战这张牌不断发酵,获得选民的期待,此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11月之前,中国可能会中美贸易关系上承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提出的建议为:以战促合,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坚决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贸易战极具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为中期选举后的实质性谈判争取筹码。

  为了深入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将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探究在三级行业分类标准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由表1所示,中国对美国单项产品的进口量远低于对美国单项产品的出口量。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集中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飞机、飞行器设备和汽车的进口都超过100亿美元。除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之外,进口量较高的产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属废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页岩气等矿物燃料。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主要分布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领域,其中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行业。2017年中国对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通讯设备和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两者均隶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度在过去几年正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贸易战,重点针对对美进口较多的飞机、农产品和汽车进行反击。

  然而,对我们而言,短期之内的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以战促合,“和”的目的是为了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以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例,2017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121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1210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300万辆,则能缩小近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根据估算,2017年底特律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北美地区的产量总计达到860万辆,而外资车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区的产量达到870万辆。因此,如果中国对美国开放汽车市场,不仅将受到全世界车企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将拯救底特律。作为特朗普而言,把“铁锈地带”重新拉回繁荣,无疑将使他写入美国的历史。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矿物燃料进口依赖度正屡创新高。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250美元,而2017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31.5亿美元。对美适当扩大原油进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国的进口能源结构,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能源依赖,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从最主要的10个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的结构变化,由表可见,中国的原油进口集中度正在不断降低,2008年从前五个和前十个原油进口国进口的原油占总原油进口的65.3%和82.1%,而2017年对应占比则分别下降至55.5%和79.3%。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6亿吨,其中2017年原油进口量突破4亿吨,而美国原油2017年年产量超过5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OPEC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1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将拉升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国国内更加清洁化地使用,在国内使用更多地天然气,对中国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国未来逐年增加油气从美国的进口,也将有潜力减小数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

  由此可见,中国完全可以用汽车、原油和农产品为谈判筹码,去满足“传统的美国”,甚至超预期的为特朗普提升势头。通过这些措施平衡中美贸易,既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又能提升美国产能,解决产业工人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美顺差的减小,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将可能成为基于中国需求重新辉煌的城市,未来中国对美国势必会有着更多地筹码。

  2.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与历史上前四次贸易摩擦存在本质不同。这次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开始逐渐与美国相当,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而敏感;我们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中国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地区政治、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从长历史维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次贸易摩擦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标志着两点:一是中美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也面临调整。二是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剧烈调整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经济社会秩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这两个调整是客观上必然会发生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阻挡、拦截不了的,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隐藏、躲避不了的。对此,中美两国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应当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争取主动,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向民众传递中美变化是的本质在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导民众理性思考,避免民众情绪失控,严防类似于一战前夕萨拉热窝事件的突发性意外的发生。与此同时,那些一味自责,认为中美矛盾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导致的形势误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这种误判,认为美国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权,理性而合理,而中国则需要妥协。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偏见成为主流。

  第二,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应当充分认识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秩序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历史耐性,以平常心谨慎应对经贸摩擦,不急躁,不冒进,意识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应激性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无端指责和非分要求所干扰。要灵活适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贸易冲突扩大化,尤其须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式的意外事件发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

  第三,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经常账户适度顺差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健、汇率稳定、主权信用坚挺的重要保证。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1649亿美元[ 数据来源为《2017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7年的8.6%下降至1.3%。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相对规模是适度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而言的对外失衡问题已经化解。未来应当将经常项目顺差/GDP维持在1%-2%上下,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同时要谨慎管理资本账户,严密防范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触发金融危机。

  第四,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美国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区域政治关系和经贸环境。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近邻的经贸关系如何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较为复杂,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应当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机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层次。既要加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积极运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拓展合作。

  第五,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所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运、河运可能出现瘫痪外,部分制造业领域和居民取暖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为此,要重点维护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库曼斯坦等油气来源国,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油气通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互利关系和战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是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员的激励。二是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其所发明的专利,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

  第七,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运行。加快低效“僵尸企业”退出,释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主体[ 详见《CCWE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8年6月。]。

  第八,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的社会矛盾。建议启动“二次房改”,探索实施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 详见:张双长、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分析——基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视角[J]. 财政研究, 2010(7): 5-11。]。建议中央加快房产税框架的立法,并授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细节。同时,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两个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避免社会撕裂。

  第九,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对此进行系统性地理论总结,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长远目标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总结写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 详见:李稻葵、李雨纱、张驰,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学贡献?——基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与思考[J]. 经济学报, 2018(1): 1-16。]。如此,既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助于让西方精英理解中国,并逐渐打消疑虑、接纳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

  四、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本质是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这一轮的经贸甚至其他领域的摩擦,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稳定期,而这种新的稳定期既不是双方全面对抗的结果,也不是中国妥协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美国要接受,中国13亿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无法强行去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过去在摸索,有过坎坷,但是现在这条道路已然清晰,中国将自信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时,美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不强加于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历史上强大的中国虽然对当时的弱小邻国有过嘲讽,但是却从未要求别人强行接纳中国的理念;而历史上的基督教扩张,更多的是凶悍的同化。同样在当下,中国也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去接受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这是美国必须要理解的。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而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力、影响力必然会不断加强,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北亚甚至东南亚。中国的军事力量或许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边地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一点美国也必须接受。美国航母肆意驶入台湾海峡,在南海随处游弋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式,中国将在周边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也许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却是共利多赢的,绝对不是那种强迫他国的声音。美国也许不喜欢中国的这种改变,但是需要逐渐去接受。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也同样会在这一过程中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帮助美国更好的发展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锈带地区”,帮助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能受益,让这些美国人也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缓和美国的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将继续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作用将会是共利多赢的。

  这“三个接受”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背后所影射出的中美关系变化的痛点,也是未来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走向稳定期所必须要经历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三个接受”并不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最终会接受这三条。我们认为,美国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内向内省,反求诸己,调整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促进“两个美国”裂痕的弥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华尔街、跨国企业为代表的“精英美国”与普通中产阶层、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平民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两个美国”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也不可能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而得到弥合。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是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经济结构的产物,本质上是其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 以数据可得的2016年为例,美国存在5212亿美元的“储蓄-投资缺口”,于是只好通过净进口的方式从国外“借用”,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8%。这部分借用来的货物或服务就形成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妄图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来减少美国贸易顺差是缘木求鱼,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上世纪七八年代美国曾对日本采取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结果只是将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日本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又转向了中国,美国对外的整体贸易赤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内向内省,反求诸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我们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领悟学习这一智慧,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指责外国。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弥合“两个美国”之间裂痕。

  二是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理解,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承认发展模式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两百多个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而世界也恰恰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美好。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就会有所差异。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脚都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道理,不同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恰恰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各界应当加强交流互动、加强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相比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而言,美国各界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因此我们尤其建议美国政策解和学术界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中国经济、剖析中国模式,从而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合作关系进行总结,中美两国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而理性分析下,中美不会在当下走向全面对抗。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是中国在发力,在经历磨合的阵痛,是冲破困境走向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道路中的必经路途。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7.坚持五种思维,打赢“对美贸易自卫反击战”(望海楼)

  2018年07月12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贾秀东

  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拟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此前,美方已开始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特朗普还威胁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在国际舆论看来,一意孤行的特朗普政府确实疯了。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看似不合逻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美国拥有最大的贸易逆差,是全世界“最吃亏”的国家,贸易战稳赚不赔,美国失去的是“逆差”,保住的将是“唯我独尊”的世界地位。特朗普本人及其身边顾问的理念也不是凭空而来。他们的思想是美国历史上各种思潮与当今社会趋势混杂交织的结果,体现了美国例外论、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甚至白人至上论、种族主义等等。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属于上述思潮混杂后的“集大成者”。

  对中国来说,这场斗争迟早会来,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中国也一定能够打赢。“打赢”的含义不是简单的谁输谁赢,中国“打赢”的衡量标准是打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中国。为此,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离不开以下五种思维。

  战略思维。观大势、谋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对于贸易战,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受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陷阱。这场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强加给中国的,意图是多方面的,其核心图谋是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迟滞中国的发展进程。面对咄咄逼人的特朗普政府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最大优势,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稳定,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就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

  历史思维。首先,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其次,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因素如影随形,如果说过去我国多为被动应对美国因素,如今我们塑造中美关系、应对美国挑战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再次,特朗普政府这种不可一世的强权、霸凌、讹诈行径,不由使人想起二战期间某些人那种不可一世、专横跋扈、歇斯底里。西谚说,“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美方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险,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将伤害其自身。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辩证思维。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美方走极端,物极必反,多行不义必自毙。中方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化危为机,把美方强加给的压力变为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把坏事变好事。特朗普政府大搞“美国优先”,疏远了很多国家。中国致力于合作共赢,则赢得越来越多的伙伴。美方破坏多边规则、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方可以借助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依靠主动进取的创新精神,相应调整产业链、价值链布局,形成新的经贸生态,减少被美方要挟、讹诈的空间。

  底线思维。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同美国政府打交道,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并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在同美国人的日常交往中,感到他们大多很随和。但一旦上升到国与国之间,在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外交谈判中,经验告诉我们,你把美国人往最坏处想,而结果美国人一定比你想的还要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才不会对美国盛气凌人、不可理喻的要价感到意外、震惊。其二,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特朗普政府企图靠不可预测性使对手摸不到头脑、失去平衡,从而使自己占据优势,又凭借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自认为强大无比,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其他国家会甘拜下风,拱手让渡国家利益。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绝不能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中方将坚持自己改革开放的既定路线图和节奏不动摇,不会把自己的发展和经济命脉建立在期待特朗普政府的善意上。

  系统思维。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中美双边关系,也牵涉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既是一场贸易领域的攻防战,又不局限于此;既是经贸之争,也是世界观、规则观、合作观之争。从近来中方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国加强了顶层设计,体现了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对内对外的协同与配合。中方系统性地应对贸易战,坚持改革开放,坚守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将会在美国普遍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推动国内国际逐渐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从而减少美国的影响和分量。“美国优先”变成“美国孤立”。这也许将是特朗普政府始料不及的。

  这场贸易战会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前进的脚步无人能挡。打赢这场“对美贸易自卫反击战”,就当作中国崛起之路上的“腊子口”吧。(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8.上半年天然橡胶基本面利空市场

  今年上半年,在国际环境改变、市场需求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天然橡胶价格一路走低。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新进展、国际大环境的改善及国家为应对外部环境是否会出台相应利好政策都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今年1月份,天然橡胶行情即呈现下跌走势。沪胶期货价格反弹乏力,并在1月末两度跳水加剧了场内偏空氛围。但庆幸的是,在东南亚举办的减产计划承诺会议上,泰方对计划执行态度积极。虽然在短期内提振市场的作用微弱,但这对实质减缓供应压力有所帮助。”中宇资讯分析师刘军鹏表示,今年2月份,虽然天然橡胶期货价格因全球股市空头打压走低,但泰国农业部提议产胶国暂停割胶3个月,对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胶价止跌回升。

  进入3月份,传统淡季临近,天然橡胶价格重心一路下行,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消息引爆市场,沪胶价格一度跌停,加之短期环保检查使得轮胎厂的开工率上行受到一定影响,天然橡胶价格逼近成本位1万元大关的可能引发各方关注。4月份,天然橡胶仍处于低产期,加上清明节假期归来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短暂的缓和迹象,同时月中随着工业品人气的恢复,天然橡胶价格一路回升。但临近月末,随着工业品多头人气回落,橡胶市场看涨情绪衰退,天胶价格再度走入下跌通道。“5月份注定是天然橡胶上半年最后的荣光,中美贸易摩擦气氛暂时缓和、产胶国新的挺价计划的推出以及国际油价的大涨为市场提供了充分的炒作‘素材’,天然橡胶价格一路大涨令人惊叹。”刘军鹏表示,据ANRPC的数据显示,天然橡胶产量恢复凶猛,4月产量达90.2万吨,比3月大增37.9%。同时,因中国国内政策原因,山东地区多数工厂面临停工或减产的可能拉低了市场需求,月底天然橡胶价格跌势再现。

  6月份天然橡胶价格跌势之猛为上半年之首。刘军鹏强调,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中美、美欧间的贸易摩擦,加之国内20号标胶被批准上市的消息对国内期货市场影响深重,天然橡胶价格出现多次大跌,沪胶主力合约价格盘中多日触及跌停盘,现货价格一度跌破万元人民币大关。

  “2018上半年对于天然橡胶而言并不乐观,供应增大、库存增大、需求弱势成为国内天然橡胶市场难以改变的局面。当前天然橡胶现货价格已然破万,基本面弱势成为主要利空。”刘军鹏认为,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新进展、国际大环境的改善及国家为应对外部环境是否会出台相应利好政策将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同时,随着“金九银十”的临近,市场借机炒作的可能也不可忽视。信息来源:国际商报2018.7.12.

 

  9.“一征一免”折射美自伤困境

  根据美国对华“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也公布了申请豁免的程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下,美国“一征一免”的做法折射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可避免伤及自身的困境。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日发布的信息,利益相关方可在10月9日前向美方提交某项特定产品的“301”关税豁免申请。美国贸易代表将结合若干因素逐一评估申请,如该产品是否可从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获得;对该产品加征关税是否会给申请人或其他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该产品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获得批准的关税豁免申请的执行时间都将从今年7月6日算起,并在《联邦政府纪事》网站公布相关关税豁免决定后享有一年的有效期。关税豁免决定将适用于该项产品所有进口方,不论进口方是否提交关税豁免申请。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利益深入交融,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公布加征关税的豁免程序是为了尽量降低对暂时无法找到替代供应商的美国企业的影响,但企业重建全球供应链需要多年,寻求替代供应商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由于征税产品清单中绝大部分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依赖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生产商品销往全球的美国企业。这也印证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际是“在向自己开火”。“我们从中国采购的每个零部件都在(美国)关税清单上,这感觉像是自我伤害。”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哈斯科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斯汀·拉米雷斯如此说道。他表示,关税将令美国企业在与德国、日本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分所律师唐永昶举例说,假如美国汽车公司中国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短时间内无法被其他产品替代,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相关产品,这家美国汽车公司只能停产,而如果从中国继续进口该类产品,美国政府刚刚执行的对华关税又会令美国公司面临较大关税负担,这种情况下,这类美国企业就可申请关税豁免。

  在美国政府5月份举行的对华关税计划听证会上,美国得克萨斯州汽车空调压缩机制造商桑登国际代理律师乔治·塔特尔三世也表达过类似担忧。他表示,如果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空调零部件加征25%关税,其代理公司的进口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会导致公司被迫裁员和取消一些投资来削减运营成本。而寻找替代中国企业的供应商非常不易,通常需要四到五年时间,因此美国对华关税计划将严重影响美国企业运营。
 
  此前美国政府依据“232条款”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同时,也公布了相应的豁免程序。截至6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已收到企业提交的约2万项钢铁产品和约2500项铝产品的“232”关税豁免申请。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批评豁免申请流程复杂,受理过于缓慢,加大了美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负担。

  虽然目前美国对华商品加征关税主要限定在工业品,并试图降低关税行动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但正如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修·谢伊的警告,加征关税不能保护美国就业,反而会推高一系列产品价格,最终为美国加税买单的将是美国消费者。信息来源:国际商报2018.7.11.

 

  10.评论:中国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吗
 
  进行国际贸易当然双方都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国内的贸易法,只能为美国贸易企业制定规则,而不能为中国贸易企业制定规则。中国的贸易企业有义务遵守WTO规则,但没有义务遵守美国国内贸易法的规则。那种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指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美贸易战终于在7月6日开打,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此次中美贸易战,美国是发动者与进攻方,中国是接战者与防守方。不仅对中国,对很多其他国家,美国都在挑起贸易战。但中美贸易战的这一局面尤为鲜明,美国的不讲道理和中国的苦口婆心,是泾渭分明的。

  可是,一种说法是,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行为应对中美贸易战负责。美国甚至将此称为“经济侵略”,并据此宣称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正当性。那么问题就是,中国真的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吗?而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就国际贸易而言,各国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贸易规则。

  所谓国际贸易,就是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进行国际贸易当然双方都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而国际贸易规则,要么是由双方签订协议共同制定,要么是由一个国际组织征得各国同意后统一制定。前者如很多国家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FTA)中制定的规则,后者现在就是WTO(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制定的规则。一般来说,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此协议中的规则应该比WTO协议中的规则更为开放,所以应以此为准,而又不会违反WTO规则。而如果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则只要双方都是WTO成员,就应以WTO规则为准。除此之外,不应有其他规则,尤其是双方都不能在未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推翻或无视WTO规则而将自行制定的规则强加于对方。这是很自然与合理的,应该没有疑问才对。就像国际足球比赛双方都要遵守国际足联制定的比赛规则,而没有权利推翻此规则或在此规则之外另加新规则。而且,是否违反国际足联的比赛规则,应由国际足联任命的裁判来判断,而不是由比赛双方的任何一方来判断。理解了规则制定原则之后,就不难看出中国到底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没有。

  首先,应该清楚,中国虽然与很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可是与美国没有签订。这就是说,中国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际规则,就是WTO规则,而没有其他规则。美国国内的贸易法,只能为美国贸易企业制定规则,而不能为中国贸易企业制定规则。中国的贸易企业有义务遵守WTO规则,但没有义务遵守美国国内贸易法的规则。以美国国内贸易法规则来判罚中国贸易企业,就如同足球比赛时一方球队越过裁判而判定另一方球队犯规,并据此将另一方队员赶出球场一样荒唐。

  中国有没有遵守WTO规则呢?对此,就像足球裁判对于参赛双方球员是否犯规具有绝对判定权一样,WTO组织具有绝对的判定权。但WTO组织从未作过中国违反WTO规则的总体判定,相反,担任WTO总干事一职达8年之久的拉米先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履行WTO的承诺可以得到“A+”的评分,说明中国很好地履行了WTO义务,遵守了WTO规则。当然,这并不是满分,说明中国在履行WTO义务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的确,一些国家在WTO机制内对中国的一些贸易项目提出过诉讼。但这是正常的,中国也对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项目提出过诉讼,其他国家之间也经常互相提出贸易诉讼。在WTO判决下来以后,中国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接受与执行的。

  应该认识到,“A+”虽不是满分,但绝对高于平均分,这充分说明,中国很好地遵守了WTO规则,也就是说很好地遵守了国际贸易规则。那种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指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与此相比,倒是美国公然推翻WTO规则,并将立法允许无视WTO规则,且不断威胁要退出WTO。到底是谁在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可以说昭然若揭。

  可是,美国却硬是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并谓之“经济侵略”。但是,这种指责大部分不是说中国违反了WTO规则,而是说违反了美国国内的贸易规则。中国与美国进行贸易应遵守WTO规则,而且基本上做到了,凭什么要遵守美国国内法中的规则呢?如果中国要遵守,那是不是美国也要遵守中国国内法中的规则呢?中国是否也可以根据中国国内贸易规则来惩罚美国出口企业与产品呢?显然不符合逻辑。(作者系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2018-7-9

 

  11. 评论:开启违法先例,美国意欲何为

  美方依据对华“301调查”报告,于7月6日对中国340亿美元818个税号产品正式实施加征25%的关税。美国的做法,显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置最惠国待遇原则于不顾,置世贸约束关税税率义务于不顾,置中美双边利益和全球利益于不顾,开了“违法”的先例。

  自由贸易和多边规则体系是世贸组织的基础和核心。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均将“互惠互利、削减关税、消除歧视”作为重要目标,并据此确定了一系列原则和纪律。世贸组织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按照这些规则,通过谈判,普遍降低关税,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流动。而充分体现自由贸易精神和多边体制原则的最惠国待遇和约束关税义务,分别被规定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1条和第2条,足见其重要性。上述原则和纪律被奉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圭臬,也被广大世贸成员作为重要的行为准则予以遵循。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既违反“互惠互利、削减关税、消除歧视”目标,也与最惠国待遇和约束关税义务相冲突,严重背离了各成员建立世贸组织的初衷。

  美方加征关税,歧视性给予中国产品高税率,罔顾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对世贸组织原则的违背。根据最惠国待遇规定,各世贸成员对来自不同成员的产品应“一视同仁”,将优惠关税等待遇普遍、无条件、立即和非歧视地给予全体世贸成员。而美方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得中国产品被单方面加征高关税,将中国产品排除在与其他世贸成员享受同等税率水平之外,失去公平公正的竞争地位,公开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

  美方加征关税,导致约束关税不约束,完全突破了减让表承诺。各成员在其减让表中列出的约束税率,是其对其他成员的基本承诺,必须严格执行。各成员仅可在约束税率基础上自行降低税率,决不允许随意提高。根据美方减让表承诺及其实践,其在世贸组织的平均约束税率为3.4%,实际实施的平均税率为2.4%。美方6月15日出台并于6月20日刊登在《联邦纪事》的公告明确规定,自7月6日起对华相关产品实施的关税为原实施税率基础上再加征25%。额外税率加征后,明显突破其向世贸组织所做承诺的约束税率,直接违反其减让表承诺。

  美方加征关税,违信背约,强推单边主义,挑战世贸组织规则。作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世贸组织强调集体权威,禁止成员通过单方面行动实施贸易保护。美方强征关税所依据的是其《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自1974年以来,美共动用301条款对35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125起301调查,对国际贸易规则构成极大破坏,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极大威胁。世贸组织曾于2000年对此作出明确裁决,美国基于301条款采取单边措施与多边贸易体制不相容。同时,美方也作出明确承诺,美国不会在没有世贸组织相关裁决的情况下,单边使用301条款,否则将承担国家责任。然而现在美一意孤行,无视世贸组织裁决和其所作承诺,宣布并实施大规模征税措施,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既违反世贸规则,也背弃相关承诺。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维护这一基石。历史告诉我们,单边主义如任其发展,必将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威胁世界经济发展,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美方利用301条款强征关税,强推单边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和坚决抵制。中方将与其他世贸成员携手维护规则,共同捍卫人类共同利益和文明发展成果。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2018-7-12

 

  12.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当前,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安排。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使金融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力量,既是金融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补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融短板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中许多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发展中大多面临着资金瓶颈。只有注重向这些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才能提升其发展水平,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前,金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存在诸多短板: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较慢;中资金融机构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存在相互压价、任意布点等无序竞争现象;与金融走出去相配套的法律、会计、评级、标准等供给明显不足;等等。应针对这些问题加强金融合作制度顶层设计,补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融短板。

  强化金融制度安排的全面性和统筹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统筹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场培育、金融服务提供和金融监管等各领域,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立体化布局,引导形成银行、证券、保险、评级机构等各业态错位发展、有序拓展、相互借力的网络化布局。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制定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运行规则。

  促进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配合。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体现国家意图,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商业性金融遵循市场规律,具有更强的市场性和灵活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促进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配合、互为补充,对不同类型的项目选择不同金融主体分类推进。比如,对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项目或对外援助项目,可以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对具有可预期经济效益的项目,主要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一方面,支付结算体系、宏观政策国际协调、金融监管、金融标准、金融法律体系等都具有很强公共产品特征。在金融合作制度顶层设计中,要突出这些金融制度安排的基础性与公共性特征,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定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应让市场在金融产品定价、金融产品提供、交易网点建设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使金融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塑造”。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应是被动服务,而应从合作国(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出发,通过一国一策的金融安排,推动中外机构独立设立或合作设立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金融机构,为所在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和双边、多边经贸往来提供便利的融资支持,从“尾随服务”转变为“引领合作”,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塑造”。

  健全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水平差异大,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面临通货膨胀以及汇率波动、债务负担较重等多重压力。同时,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也面临经验不足、风险防范意识较差和防控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要充分考虑合作中可能遇到的政治、经济、信用、市场、法律及合规、声誉等多重风险,健全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防范化解风险,实现稳中求进。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郭新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2018.7.16.

 

  13.中国商务部:愿从东盟进口更多商品

  17日,商务部副部长高燕在国新办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中国和东盟贸易额达5148.2亿美元,是2003年的6.6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8。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1-5月,中国—东盟贸易额同比增长18.9%,达到2326.4亿美元。

  “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的过程中,东盟国家也是中国对外合作的优选方向,我们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高燕表示,2017年,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5148.2亿美元,占了我们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12.5%,可以看出这个比重不小,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5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其中,中国向东盟出口2791亿美元,同比增长9%;进口2357亿美元,同比增长20%。高燕强调,中方不追求贸易顺差,愿从东盟国家进口更多商品。

  在贸易规模大幅提升的同时,投资合作也卓有成效。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是86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新增的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41.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32.8%。而东盟国家来华的累计投资实际已经达到了1139.6亿美元,今年头5个月新增直接投资是29.4亿美元,增长了41.9%。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增速较快,双向投资日趋平衡。”高燕指出,中国企业投资领域已从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等逐步拓展到电力、供水、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更加丰富的商贸服务业。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7-18

 

  14.墨西哥对华焊接钢链启动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2018年7月16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墨西哥官方公报发布公告,应该国国内企业S.A.P.I. de C.V.和Industrial de Alambres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焊接钢链(西语:cadena de acero de eslabones soldados)启动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本案倾销调查期为2017年4月1日到2018年3月31日,损害调查期为2013年4月1日到2018年3月31日。涉案产品的墨西哥海关编码为7315.82.02。本决议于官方公报发布次日起生效。此次复审期间,原反倾销措施继续生效。

  利益相关方应于本决议发布次日起28个工作日内(截止至截止日期当日14:00)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案件评述及相关证据。调查问卷可于UPCI办公室领取或在经济部官网下载。UPCI办公室地址:Insurgentes Sur 1940, planta baja, colonia Florida, en la Ciudad de México。邮编:01030。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4:00。

  2002年4月29日,墨西哥对原产于中国的焊接钢链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03年7月17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报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焊接钢链作出反倾销终裁,决定对华焊接钢链征收每公斤0.72美元的反倾销税。2010年1月5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对华涉案产品的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结果,决定对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调整至每公斤0.5美元,有效期为5年。2014年7月21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对华涉案产品的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结果,决定继续对涉案产品征收每公斤0.5美元的反倾销税,有效期为5年。

  (编译自:墨西哥官方公报)

  (刘静怡编译)

  (文 璐校对)

  原文:

  http://dof.gob.mx/nota_detalle.php?codigo=5531591&fecha=16/07/2018 2018-7-17

  2018.7.19.转载自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15.贸易摩擦风险拖累日本经济

  今年上半年,日本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萎缩,但专家普遍认为,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态势并未改变。由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可能直接或间接伤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产业链,下半年日本经济面临较大外部不确定性。

  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修正值,日本今年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滑0.2%,按年率计算下滑0.6%。这是两年来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

  日本经济出现萎缩的主要原因是内需不振和出口增速放缓,并且日本政府解决通货紧缩的努力也收效甚微。总务省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除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仍在下降。
 
  贸易方面,受向亚洲市场智能手机相关产品出口下滑等因素影响,今年1至5月,日本对外出口额虽仍保持同比增长,但涨幅较去年明显缩小。此外,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带来原油、液化天然气、石油制品等进口额攀升,导致日本今年前5个月中有3个月出现贸易赤字。

  经济运行不够理想也体现在企业信心上。日本央行7月2日发布的6月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显示,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连续两个季度恶化。

  尽管上半年一些经济指标不乐观,但日本官方和专家对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整体判断并没有改变。

  日本内阁府在6月19日发布的《月度经济报告》中维持对日本经济“正在温和复苏”的基本判断,并认为“当前劳动市场环境在不断改善,薪资水平也在缓慢提高,随着各项政策效果显现,经济温和复苏势头有望持续”。

  伊藤忠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武田淳表示,出口数据和个人消费数据是拉低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的主要原因,但这只是短期现象,并不会长期持续,预计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将会企稳回升。

  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南武志认为,第一季度日本经济负增长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到达拐点。日本经济依然处在扩张周期,用工紧缺问题依然突出,第二季度经济恢复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三井住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宅森昭吉认为,虽然受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影响,部分大企业信心恶化,但总体来看大企业设备投资计划良好,形势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严峻。

  展望下半年经济运行,多数专家和机构认为,日本经济复苏势头有望延续,但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是日本经济的最大外部风险源。

  日本综合研究所6月份发布的《日本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增速将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预计2018财年(截至2019年3月31日)经济增速为1.1%。

  不过,日本经济这一轮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而现在美国政府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很可能给世界经济和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冲击。

  日本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可能直接造成日本出口减少约8000亿日元(约72亿美元);如果算上对汽车零部件、材料、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影响,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日元(约180亿美元)。

  此外,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进一步推高了国际原油价格。由于日本极度依赖原油进口,油价持续上涨将对企业业绩和个人消费造成影响,阻碍日本经济复苏。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7-18

 

  16.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面临量价受压

  近日,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此前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税主要针对高科技行业,本次2000亿美元产品加税清单开始涉及关系民生的纺织服装,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带来较大影响。”中宇资讯分析师安光表示。

  根据本次拟加税清单,皮革或再生皮革制的衣服及衣着附件,毛皮制的衣服、衣着附件,蚕丝,羊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棉花,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化学纤维长丝、化学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类似品,化学纤维短纤,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特种纱线、线、绳、索、缆及其制品,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特种机织物、簇绒织物、花边、装饰毯、装饰带、刺绣品,浸渍、涂布、包裹或层压的纺织物、工业用纺织制品,针织物及钩编织物,帽类及其零件等均在加税范围之内。而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严重依赖出口,本次加税将重挫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对美国的出口。“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而出口美国的纺织服装占我国纺织服装出口总额的15.5%左右。2017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额达2686亿美元,推算其中出口至美国市场的达416亿美元左右。”安光表示。

  安光表示,2018年美元走强且美国发动贸易摩擦,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持续贬值,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印度,港币对美元汇率处于近35年内的低点,人民币也持续贬值。“贸易摩擦具有持久性,推测人民币继续贬值虽利好以出口为主的纺织服装行业,但美国对纺织服装品加税将导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出口量价受到压制,可能完全抵消掉人民币贬值对纺织服装出口的利好。”安光表示。

  记者了解到,纺织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纺织服装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后期若美国正式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加税,美国势必从以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增加纺织服装品进口量,以替代进口中国纺织服装品,一如中国加大对巴西等国大豆进口来部分替代加税后价涨的美国大豆。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越南等新兴纺织服装出口国家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安光表示。

  安光介绍说,美国加税清单公布后,将在8月20日-23日召开听证会,8月30日后可能公布最终结果。纺织服装品涉及美国民生,将直接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中宇资讯推测美国利害相关方(进口商、商协会)将对被征税的产品申请排除豁免。信息来源:国际商报2018-7-17

 

  17.商务部:美钢铝232措施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
  人民网北京7月18日电 7月16日,美国将中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指称中国政府针对美钢铝232措施实施的应对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7月18日,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

  美钢铝232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已成为世贸组织众多成员的共识。美方措施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贸组织成员的正当权益。中方已按世贸规则向美方提出补偿磋商请求,但美方拒绝予以回应。中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相关规定,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平衡美钢铝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失,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方措施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必要举措,是正当的,也是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中方认为,若美方仍有诚意遵守多边贸易规则,就应尽早终止违反世贸规则的限制措施,彻底解决因此与世贸组织成员发生的争端。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18.除草剂敌草快和草铵膦即将退出欧盟市场

  近日,从瑞典化学局获悉,欧盟将不再批准除草剂敌草快(Diquat(dibromide))和草铵膦(glufosinate,glufosinate-ammonium)的再评审申请。这2种活性物质在欧盟都属于候选替代物质(candidateforsubstitution,CfS)。

  敌草快

  早在2016年7月,欧盟委员会已经向WTO通报,建议不再批准活性物质敌草快在欧盟的登记。主要考量的因素在于,根据已有的资料和数据,很多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

  主要有以下几点:

  根据对代表制剂产品的评估,敌草快可能对工人、旁观者和居民健康有很高的风险(暴露值高于AOEL值);

  对鸟类也存在一定的危害风险;

  由于缺乏生态毒理数据,对代谢物AQ1的水生生物风险评估也未能得出结论;

  已有研究表明,敌草快(Diquatdibromide)可能有潜在的内分泌干扰特性。

  草铵膦

  根据欧盟农药法规活性物质批准的要求(参见(EC)No1107/2009第4条),含该物质的植物保护产品的使用,不应给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EC综合考虑评估国和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评估草案以及同行评议的结果,认为该物质批准的条件不再满足,最终提议不再批准该物质。目前该物质已经进入再评审的公开投票表决阶段,预计未来几周会公布最终的再评审结果。

  根据欧盟再评审项目工作文件,活性物质草铵膦再评审也将不再批准,主要原因可能是:

  1.根据已有的数据和生态毒理风险评估,不能排除草铵膦对哺乳动物存在长期的危害风险;

  2.草铵膦对非靶标节肢动物的影响也不能排除;

  3.在危害分类中,草铵膦被列为生殖毒性1A/1B类。

  目前,已经没有企业对草铵膦的批准在欧盟进行辩护。其实早在2017年10月份,法国就已经撤销了草铵膦相关产品的授权,禁止这类产品在法国进行销售。

  敌草快目前的批准有效期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草铵膦目前的批准有效期截止到2018年7月31日。在物质禁用的正式文件出来后,相应的制剂产品也要在规定期限内退出欧盟市场。

  敌草快和草铵膦都是广谱触杀式的除草剂,在全球范围内有广泛的应用。此次欧盟市场对这2类除草剂亮起红牌,加上不久前,3种新烟碱类杀虫剂在欧盟仅限温室使用,这些禁令也预示着高风险的农药将逐渐退出欧盟市场。信息来源:瑞欧科技2018.6.21.文章来源: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半月刊109期

  19.欧盟新贸易防御规则: 具有欧盟特色的贸易保护政策

  近来,美国对各国钢铝征税的措施频频引发各国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批评。相比而言,欧盟似乎一直在为多边规则「奔走」,谴责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但事实上,在经济复苏压力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驱使下,欧盟近年来却在通过强化贸易、投资规则不断加强对成员国内企业的保护,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贸易保护政策。

  2018年6月7日,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欧盟新的贸易防御规则于6月8日正式生效,所有在此日或之后启动的新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都将根据新规则来进行。这是继替代国规则修改后,欧盟委员会在贸易规则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欧盟新贸易防御规则

  欧盟此次发布的新反倾销/反补贴规则旨在使欧盟贸易防御规则更有效、透明,并更容易被成员国内企业所使用,在某些方面将使欧盟能对倾销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从而更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1.调查机关可自行发起调查

  根据新规则,在进口国对欧盟成员国国内产业威胁报复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可在没有企业申请的情况下,自动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取消“低税率原则”

  根据新规则,在某些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可以取消「低税率规则」,从而可以加征更高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条新规则将适用于所有反补贴案件以及使用以人为低廉价格提供的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进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件。

  对于「低税率原则」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用于计算损害幅度的无损害价格

  目前,欧盟委员会基于全部生产成本和目标利润计算无损害价格,在修改规则后生产成本将计入以下成本:

  ①计入投资、研发和创新:现有调查中并不包括这些,但成员国内企业为了应对不公平的进口产品而不得不削减投资、研发和创新。

  ②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有效期内,将考虑遵守多边环境协定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成本。

  ③基于欧洲行业长期盈利数据,引入6%的最低目标利润。针对每个案件,利润率可能会更高。

  (2)反倾销调查中:当被诉国存在原材料重大扭曲时,欧盟委员会将考虑修改“低税率原则”。

  存在以下情况时,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取消「低税率原则」:

  ①欧盟成员国内产业提起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中包含了「严重的原材料扭曲」的充分证据,欧盟委员会所公布的立案公告中将表明此次调查范围是否涉及原材料扭曲。

  ②严重扭曲必须涉及一种原材料,不论是未加工或加工的,包括能源,单独核算超过总生产成本的17%。

  ③与有代表性的国际市场价格相比,存在扭曲的原材料价格明显下降。

  在上述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为保护成员国内企业的利益而采取适当的反倾销关税。为此,欧盟委员会将积极寻求有关方面的信息,并检查所有相关信息,例如:出口国的闲置产能、原材料竞争、对欧盟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3)在所有反补贴调查中,欧盟委员会取消「低税率原则」,以加强对国外补贴的打击力度。

  3.缩短调查/采取措施的时间

  为了更快、更好的保护国内产业,欧盟委员会在修改后的新贸易防御规则中提出:

  (1)将实施临时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调查期限由原先的立案后9个月缩短至立案后7~8个月;

  (2)将完成整个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期限由立案后15个月缩短至立案后14个月;

  (3)欧盟委员会将在实施临时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三周前通知所有相关方(预先披露),但在某些情况下,预先披露期限可从三周减至两周,或延长至四周。

  4.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欧盟委员会将通过其特定的「中小企业服务台」支持中小企业(SME)以便其参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5.考虑社会和环境成本

  作为反倾销/发补贴调查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在计算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所可能加征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时,还将考虑遵守欧盟社会和环境立法的成本。此外,欧盟不会接受来自执行核心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和环境协议的记录不佳的国家价格承诺。

  欧盟委员会将在以下情况中考虑社会和环境成本:

  (1)在计算无损害价格时,生产成本将包括欧盟生产商在遵守多边环境协议和重要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时承担的成本。

  (2)在接受出口商的价格承诺时,如果该国未批准一项或多项重要的环境和劳工协议,欧盟委员会将拒绝该价格承诺。

  (3)当出口国的情况与社会和环境标准有关时,欧盟委员会可以启动期中复审。例如,如果一个国家退出协议,例如《巴黎气候协议》,欧盟委员会可以启动期中复审,并可以终止价格承诺。

  6.工会(trade union)可参与申诉

  根据新规则,欧盟首次允许工会成为调查中的利害关系方,这意味着工会拥有完全访问非机 密文件以及发表评论的权利。此外,工会还可与行业联盟共同申请启动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但欧洲产业可以独立决定撤回任何此类申请。

  中国是潜在的最大受害方

  尽管欧盟在修改贸易防御规则的报告中未提及中国,但作为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最大被诉方,欧盟此次大幅修改贸易防御规则,对未来中国企业在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应对时将更加复杂和艰难!

  据机工智库统计,1995年~2018年6月,欧盟共启动416起反倾销调查和80起反补贴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反倾销调查56起,占各国之首;涉及中国的反补贴调查12起,仅次于印度居第二位。

  目前,尽管从案件数量上,欧盟是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发起国,但从案件裁决结果来看,相比于美国动辄100%以上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欧盟由于实施了“低税率原则”,因此其最终税率相对较低。据机工智库统计,2008年~2018年6月,在已经裁决的46起反倾销调查中,未有一起案件的反倾销税率超过100%。

  2017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市场扭曲情况下使用非替代国方法计算正常价值的新规则,并发布了关于中国存在市场扭曲的报告。此次新的贸易防御规则规定,对存在原材料扭曲的情况下取消低税率原则,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新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欧盟反倾销新方法的适用不受低税率规则的影响。

  欧盟之所以没有像美国一样,大张旗鼓地实施关税政策,这是因为欧盟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2017年,欧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包括成员国之间)占GDP的比重接近50%,欧盟每7个就业人口中就有1个从事对外贸易。因此,欧盟将贸易规则、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但欧盟并不打算完全遵守现有的多双边规则,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多边贸易体系在推动自由化面临障碍之际,欧盟加快了对外签署或谈判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以便在新的全球环境下营造更有利于欧盟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其获得更多的全球市场增长红利。例如,欧盟与韩国的自贸协定2016年给欧盟带来31亿欧元的顺差,而2011年欧盟对韩国贸易则是116亿欧元逆差。根据欧盟委员会官网的信息,欧盟目前正在与20个国家(地区)进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

  另一方面,欧盟通过修改和制订国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以加强在关键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欧盟主席容克曾在2017年12月在谈及贸易防御规则的修改时指出,欧盟在应对不公平贸易、保护厂商和产业工人方面必须果敢高效,今天达成的共识将提供新的政策工具,并再次证明欧盟不是「天真的贸易者」。欧盟将继续力挺开放市场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但当需要保障公平竞争环境时,欧盟将毫不犹豫诉诸贸易防御工具。

  因此,规则博弈成为欧盟在国际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主要方式,更是其为成员国内产业争取利益的主要手段,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隐性壁垒,我国相关机构在与欧盟谈判的过程中尤其应关注欧盟规则可能产生的效应,运用规则与欧盟在贸易和投资规则等领域进行对弈!作者:机工智库研究员裘红萍 信息来源:机工情报文章来源: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半月刊109期2018-06-29

  20.《亚太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7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

  2018年7月1日,《亚太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第四轮关税减让成果文件——《亚太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正式生效实施。《协定》6个成员国中国、印度、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老挝将对共计10312个税目的产品削减关税,平均降税幅度为33%。此外,中、韩、印、斯四国还给予协定内最不发达国家孟加拉国共1259个产品特惠税率安排,给予老挝1251个产品特惠税率安排,平均降税幅度均为86%。

  《协定》前身为签订于1975年的《曼谷协定》,是在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主持下,为促进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优惠贸易安排。我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协定》,《协定》是我国参加的第一个优惠贸易安排,覆盖近30亿人口,也是我国目前唯一涵盖东亚、南亚地区并在实施的优惠贸易协定。2007年10月,《协定》各成员国启动第四轮关税减让谈判,经过九年磋商,各成员国于2016年8月正式结束谈判,并于2017年1月《协定》第四届部长级理事会上签署《修正案》。

  《修正案》是《协定》各成员国历经9年谈判完成的重要成果,是对《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体现了各成员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现实需求与美好愿景。《修正案》的正式生效,将为《协定》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助力,促进各成员国之间贸易继续增长,进一步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修正案》文本、关税减让情况可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上查询。)信息来源:2018.7.3.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文章来源: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半月刊109期2018.7.19.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8.8.6.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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